1964年9月，我毕业于原湖南医学院医疗系，分配在原大庸县人民医院工作，1999年11月退休。期间，在原大庸县漩水医疗站从事麻风防治工作14年，此段经历铭记心间，终生难忘。
奔赴麻风村
当时，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来到湘西地区，还是比较稀罕的，我算全科医生，内、外、妇、儿科班都上，工作特别肯干，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。
1967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，大庸也难幸免，医院正常医疗秩序被打乱。当时的医疗重点是面向农村、基层，大批医护人员都下放到乡村医院。我被安排在县漩水麻风医疗站，其时我刚结婚4个月。
医疗站位于距县城约20公里的一座高山上，在原三家馆公社辖区内，附近是漩水林场。该站管辖的麻风村有180多位病人。麻风村、医疗站被森林环抱，周围天坑密布，这里原叫麻空山，建了麻风村后人们就叫它麻风山。这里是那个年代选址隔离麻风人的好地方，但交通极为不便，工作条件艰苦，生活孤独，还要受到歧视，是人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
我是常德市人，能来到湘西工作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，现又要下到麻风村去，实在是不愿意，但除了服从，我别无选择。通过痛苦的思想斗争，我振作精神，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。
1969年1月6日，临近中午，一位长者牵着一匹马来到我家门口，经询问，得知是麻风村的陈伯，是专门为医疗站、麻风村搞运输的后勤人员。从县城到麻风村不通车路，站里工作人员所需医疗、生活等物资及村里病人日常生活用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全靠马驼。一般是头天上街，第二天赶回站里，一年到头，就是这样两头跑。
陈伯是站里派来专门接我上山的。我整理了行囊，一床铺盖，一袋书籍和日常生活用品，分别装在马背上的两个大篓子里，我又背了一个小袋子，告别了家人，与陈伯上路，妻子带着凄凉的神色目送我远去。
陈伯是位慈祥而古板的老头，是湖南澧县那边的人，出身贫苦，建村早期就来到医疗站，终生以马为伴。中共永定区皮防所现任党支部书记陈克文，就是陈伯的儿子。路上，我们很少话语，他在前面牵着马儿走，我跟着马后行，一路遐想联翩。路越走越窄，山越爬越高，人越来越少，树越来越密。道路崎岖不平，爬山上陡坡时，我就在后面帮助掀马屁股，东西抖落出来，就在后面捡起。临近黄昏，终抵目的地——大庸县漩水医疗站。
医疗站建在麻风山的一坐小山包上，我们叫这里为"中堡"，山下周围就是麻风村。中堡前面是几间土木房，是办公用房，后面是两排木板房，是职工宿舍。我被安排在靠后的一间木房。安顿下来，我开始精心布置房间，找来一些旧报纸，将整个屋内裱了一个遍。站里开会时，领导表扬我，说像是安心的样子。来站就受到表扬，增强了我的信心。
艰苦创业建新村
我来时，站里就十多个人，远离县城，物质供应匮乏，生活条件艰苦。但优势是山地多、时间充裕。我们就自力更生，艰苦创业：山上开荒种包谷、燕麦、红薯、油菜、黄豆、花生等，还有各种蔬菜和中药。养有两头大肥猪，经常轮班扯猪草。还常上山砍柴、捡丛菌。前辈们在山上种了很多橘子树，当时正是摘果子的时候。站里有一颗大柿花树，每年都要结出200多个大柿子，我是爬树的高手，基本上都要摘得一个不留。季节到了，就上山采茶籽，多是生产队采过后的二遍茶。山上还有很多板栗、猕猴桃、枣子等野生果，都要收入囊中。集体劳作时，笑语不断，倒是另有一番乐趣。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，好似隐居部落。自给多余的东西，就分到个人带回家，别人见了，还很羡慕的。
为了给菜园子扎棚搭架，一次上山砍竹子，我钻进了竹丛，越走越深，找不到回来的路。后来走到了悬崖边，下面是万丈深渊，吓出我一身冷汗。这还不算恐怖的，有次我从街上回站，由于动身迟了，上山时我抄近走了条新路。天渐昏暗，很快就漆黑一团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又未随身携带照明用具。我迷失了方向，走进了草丛。这时我害怕极了，不是怕鬼，而是怕蛇。这里山上蛇很多，还不少毒蛇，我白天上山就遇到过多次。这次要是碰上了，肯定九死一生。
山上最艰苦的还是缺水，这里是峰谷岩溶地貌，雨水尽沿天坑流浸到地下阴河，水源奇缺。中堡半山腰有口凉水井，是站里唯一的饮用水源，我经常帮厨担水。遇到天旱，人畜饮水就成了大问题。为了解决职工饮水问题，1975年，医疗站从中堡迁到另一个山包，但并没解决根本问题。村里病人自己动手，兴修了一些山塘水池，但稍遇天旱就塘枯池干。1978年夏的一场大旱，水源枯竭，站里职工要到10余里之外的山下响水洞挑水，我一天只挑了两回。村里病人就多到漩水水库挑水，村里有头大水牛都渴死了。后来县卫生局派救护车，县政府又派消防车，给我们送水，才得以缓解。为了彻底解决饮用水问题，拟将响水洞阴河水抽上山，但需安装二级高压水泵，终因资金短缺，没能实现。
70年代初，县城到三家馆修通了公路，使我们看到了希望。1976年末，我们组织全村病人，自己动手修路，花了14个月时间，用工1万3千个，修通了一条5.2公里的简易车路，由村里到山下与公路相连，打通了通往外面的世界。1978年1月25日通车那天，当救护车抵达麻风村，全村病人欢呼雀跃。通车后，站里买了一部客货两用三轮摩托车，基本上解决了麻风村交通运输问题。我有一部永久牌自行车，以前骑车从街上去站里，到了小河坎就将车寄放在别人家里。通了车路，我就边骑边推，直到医疗站，虽很辛苦，但我乐在其中。
组织病人生产自救，是医疗站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政府的救济款有限，要提高生活水平，只能靠自力更生。麻风村按照生产队的建制，划分田地和生产工具，病人劳动实行评工记分。轻病人是农业生产主要劳力，妇女从事副业生产。残疾病人也没闲着，没有脚的，就跪着扯猪草。我看到一位病人，十指已萎缩，成了杵子，修路时还用残掌帮助搬石头，十分感人。为了帮助病人增加收入，1978年5月，我特意到阳湖坪、黄家舖园艺场考察 ，给村里引进了长毛兔良种，办起了养兔场。
山上长期无电，生产滞后，生活不便。没有什么娱乐，吃了晚饭，就坐在塔子里瞎扯。1980年由政府出资，于9月份架通了一条6500米长的输电高压线，结束了麻风村无电的历史。随后，电动机、打米机、磨粉机、电影机、电视机、X光机都有了，麻风村、医疗站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为了丰富病人的政治、文化生活，我们组织病人学习时事政治，开展文化娱乐活动。首先抓了病人的党支部建设，村支部发挥了政治核心和纽带作用。还成立了团支部、民兵、妇女组织。办学习班是常用的形式，还不时召开住村病人大会，给他们做形势报告，宣讲麻风防治知识，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，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。村里还办起了业余学校，病人中有位原小学老师，担任文化教员。村里还组建了文艺宣传队，病人自排自演节目，唱山歌，唱阳性，演花灯，演话剧，打渔古筒，打三棒鼓。每逢节日或欢送病人出村，都要举办文娱晚会。后来站里有了电影放映机，村里文化娱乐生活就更丰富了。每次给村里放电影，病人就早早吃过晚饭，坐在村委会的前坪里等着。1982年，为村里购置了一台14英吋的黑白电视机，更是锦上添花。
病人由不安心麻风村，到安心；从逃离麻风村，到眷恋麻风村。建村初期，病人逃离麻风村是常有的事，有的跑回去了，当地生产队又将他捆起送了来，但一转背，他又跑了。麻风村的变化，成了部分病人养老的最好归属。至1982年底，麻风治愈留村的就有16人，有的残疾病人还在村里结婚成家了。
开创麻防工作新局面
我刚来到医疗站时，住村病人无病案，历史资料残缺不全。我把建立一套完整的病例档案视为己责，意在厘清建村以来病人的个案资料。我查遍残存的资料，询问站里同仁，走访住村病人，获得大量线索。再利用下乡搞麻风调查和给病人送药的机会，进一步查访落实。有时为了弄清一个病人的情况，还专程走进偏僻山村乡。
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，1974年终于查清了全县麻风人的底细，并逐一建立了病案，成立了病案室，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，为全县麻风防治工作提供了支持。自1953年建村以来至1983年，全县共发现麻风人658例，我绘制了一张大庸县麻风分布图。当时全县34个公社均有麻风发生，分布在370个大队、15个农林场和永定区，95.4%是农民。
麻风调查是麻风防治工作的基础，站里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。线索调查是经常性的工作，过滤性普查基本上每年开展一次，先由卫生局召开全县麻风普查工作会议，对区、社医院防疫专干及场、矿医生进行技术培训，并到麻风村参观见习，下面再培训"赤脚医生"。普查时，层层过滤，上报可疑对象，医疗站医生分头到各地参与普查并负责确诊。1973年，县里首次开展了6岁以上全人口麻风普查，成立了有县计委、卫生局、民政局等部门参加的普查领导小组，县革委会副主任昌光荣任组长；下面层层宣传发动，声势浩大，路人皆知。群众见到拿鸡毛的人，就知道是普查组来了——因普查时往往用鸡毛触扫皮肤探测知觉。我编辑的《麻风防治手册》还推广到了全州。
普查工作不单是一门技术活，还要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。由于人们对麻风抱有世俗偏见和缺乏科学认识，有的可疑对象隐匿病史，躲避检查，发现一个病人往往要反复折腾。一次，我到新桥地区普查，有个生产队的一位姑娘迟迟不出现，第3次去才找到她；检查时她又不配合，最终在其臀部发现了麻风斑而确诊。
在调查中，我走遍了全县所有公社、农林场和大部分生产大队。从工厂到学校，从猪石头林场到大庸农场，从天门山上到温塘溪畔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1974年8月，我在茅岗地区搞麻风调查，到了青安坪，没有回来的车，我就步行绕道桑植。走了大半天，偌大的山区，连个问路的人都没见到。到了桑植县城，已是灯火明亮，来到桑植县人民医院，还见到了我大学的同学廖丽君。
在麻风普查的同时，对全县麻风人进行了普治。没有收住院的就实行门诊治疗，站里成立了一个防疫组，定期送药上门。
预防治疗麻风是我们的核心任务。70年代是麻风防治工作的鼎盛时期，站里拥有各类医药技人员14人，老中青皆有，中西草医及药剂、捡验、放射人员齐全。并多次组织到外地参观、进修，医技水平得到不断提高。
治疗多采用中西医结合，开展了熏蒸疗法、新医疗法、手术疗法等。70年代初，大兴中草药，全村种植中草药10余亩百多种，上山采集中草药千余斤，自制膏、酒、丸、针剂共40多种。为了发掘民间中草药，还先后请了两位民间草医来到医疗站。以田庭云医师领头制的"七0丸"被列为全州治疗麻风的科研题目。王三余医师研制的"电能皮肤温觉检查器"获得国家专利。我主导实施的"长效氨苯砜肌注预防性治疗"获自治州科技成果奖。
我们还开展了外科手术和康复治疗。植皮、植眉是常做的，遇到难度大的就请县里来医生支援，曾多次请外科胡复吾、五官科李荫国、妇产科黄承芝等医生来站，做过虹模开窗、残肢截除、女性节扎等手术。
遇到紧急病情，是对我们的最大考验。一天晚上，一住村病人突发呼吸困难，情况危急，我赶到后经仔细检查，诊断为自发性气胸，做了相应处理，病人转危为安。我平时积累的知识，在关键时候派上了用场，感到莫大的欣慰。
1977年某天，突然接到家里紧急电话，叫我立即赶回去。原来城里一片谣言，说我是"特务"，被抓了，邻居不敢与我家人接近，我妻子来到街上，认识我的人见了她都另眼相看。妻子不明真相，心急如焚。为了辟谣，卫生局放我三天假，我带着5岁小孩天天在城里满街转，谣言不攻自破。原来是站里请的一位宋氏草医，他那套治疗麻风的药方效果不佳，被我建议辞退而对我心怀不满，到处散布谣言。
医疗站医术高明，在周边农村名气很大，附近群众来看病的不少，还有从县城里专程赶来的，为此，站里对外专门开放了普通门诊，有时我还骑着马儿出诊。
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，麻风防治取得显著成效。1969年，全县有麻风人257例，住村病人185例。至1983年，30年累计治愈病人456例，全县尚有未愈病人101例，大部在门诊治疗，住村病人仅16例。
人走心存麻风村
随着麻防工作形势的好转，部分工作人员调离医疗站，我于1982年9月由医疗站调回县人民医院。
麻防工作是我50年从医生涯中的一段难忘经历。在努力开展防治工作的同时，也增长了我的知识和阅历。我在医疗站入了党、晋升了皮肤科主治医师、担任了副站长。由于有在医疗站的工作基础，回到医院后，我率先在县里开创了皮肤病专科门诊，并晋升了皮肤科主任医师——市里唯一的。
1983年6月，我接到县卫生局通知，要我参与编纂《县卫生志》，我的任务是负责麻风防治这部分。我非常重视和专心，将我对麻风村的眷恋都倾注于此。我查阅了大量资料，深入调查，反复核实，花了半年时间，编纂了一本约2万字的专辑，刊登在《卫生志资料汇编》第13期上，收集在1984年5月版《大庸县卫生志》里，并撰写了相关论文《大庸县30年麻风防治效果考核》。
我在医院皮肤科坐诊，特别留意对麻风的鉴别，发现了不少麻风人，至1998年被我发现确诊的就有40例。为此撰写了《40例初诊麻风人报告》，摘登在《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》上。
遇到医疗站的老同事，就一起回味我们共同战斗的那段日子；看到村里的老病人，也会驻步与他攀谈，我与麻风村总有一种割不断的眷恋。医疗站现早已迁进城了，据说村里还居住着几位老残病人。麻风村现在是啥样呢，我总想去看看。
2012年1月11日，借永定区政府赴麻风村慰问住村病人之机，我也随车前往。到了麻风村，有位老年女病人一眼就认出了我当年她还是一位年轻姑娘。
我要追寻过去的记忆，朱双胜医生陪着我到处转，还特意到中堡看了我曾常去挑水的那口凉水井。我所熟悉的房屋，有的已成残垣断壁，村里一遍萧静。——这是历史的走向吧，麻风该是它消亡的时候啦。
（江功成）
